互構村莊：權力轉換機制與村莊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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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觀點] 中國的農村，在歷史時空上的建構有十分復雜的肌理，它不僅與非均質國家有多重的互動關系，而且與村莊的權力結構和傳承機制相勾連。特別是在當代中國，國家強勢推進民主制度與民主理想，農村社區(qū)進行著巨大的社會變遷，村莊政治組織的結構與功能也在嬗變，隨之權力格局也發(fā)生了新的變革。本文無意從兩個普通的村莊個案推斷中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全貌，或者營造具有普適意義的村莊政治概念，本文只是在試圖構建一種更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上作一次探討。一、緒 論我國的農村村民自治是在國家權力的強有力推動和學術界激烈的爭辯中進入21世紀的。對村民自治的肯定性評價(徐勇，1997)與否定性評價(沈延生，1998)激起了學術界的莫大波瀾1，充分顯示了研究角度，研究進路與學術關懷旨趣等方面的差異。然而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必須依賴堅實的實證剖析為基礎，僅管任何個案都帶有地域烙印，都可能被認為是片面的﹑特殊的和非普適的，但是沒有實證研究支撐的成果更容易被某種價值判斷所左右，而喪失其客觀公正性2。因而實地考察與實證研究實際上代表了村民自治作為客體與理論研究作為主體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的存在顯示了村民自治作為學術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空間。8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的興起和深入，使人們從政治學的角度關注農村。然而，權力作為政治世界的核心線索，在農村基層是如何傳遞和嬗變的?民主理念作為民主生活的核心價值，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處于何種狀況?權力與民主交織的游戲規(guī)則在農村基層如何運行?同時村莊在何種規(guī)則下被治理?進而在這些領域能否建立一個與社會學緊密關聯(lián)但又相對分離的政治學分析框架--這個框架以"國家--社會"關系為視角，以權力問題為核心，以權力運行空間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組織為對象--這些政治學研究的關鍵路徑在以往的個案中總是未被深入探究，顯示了研究視線與村民政治生活實質的相對分離，從而也凸現了觀察所得與問題實質的不對應，研究結論與客觀事實的不合轍。在杜西的研究中，我們通過對村莊民主生活的村民自我詮釋的再詮釋，認為1.村莊權力的傳承機制發(fā)生了變化，同時村級組織的功能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2.國家仍試圖改造農民傳統(tǒng)的生活理念卻無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經濟生活；3.各路精英均設法援引國家權力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國家權力和村治精英在體制外仍存在利益搏弈。4.在國家民主和基層民主缺乏連接時，想不通過改革國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層民主的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基本的結論在本文中將被重新證明，從而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探討不同治理結構下社區(qū)權力與權威勢能的轉換方式，民主技能與民主理念在農村的基本狀態(tài)，不同權力結構下的村莊治理機制，以及這種治理結構將如何被改造。進而通過對原有分析框架的檢討，導出一個具有當代意義和較強解釋力的政治學分析性框架。杜東村和杜西村位于浙江省臺州市轄下的臨海市杜橋鎮(zhèn)，北距寧波157公里，南距溫州165公里。其中杜東共721戶，人口3427人，全村共有黨員59名，耕地921畝。杜西411戶，人口1857人，黨員23名，耕地478畝。選擇杜東村和杜西村作比較研究主要考慮以下三點：1.兩村同屬東部發(fā)達村落，村集體經濟均超過8000萬，但發(fā)展思路各不相同，導致不同經濟活動方式上的民主運作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在更深的層面探索在社會變遷和政治發(fā)展過程的不同路徑導致的村莊治理模式。2.杜西是一個單一自然村構成的行政村，血緣關系較為簡單，而且，村落范圍較集中，與杜西相比，社區(qū)均質化程度較高。而杜東是由后山嶺﹑桑一﹑桑二﹑岙里﹑安堂﹑下街頭等六個自然村組成的復合式行政村，行政村內有鄭﹑陳﹑金三大主要族姓，與杜東相比，歷史上有較濃的商業(yè)傳統(tǒng)。近二十年來，經濟發(fā)展歷程曲折，社區(qū)異質化程度較高，進而治理結構也較復雜。3.杜東村在面上呈現的平穩(wěn)推進的民主化與杜西村紛繁復雜的矛盾局面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