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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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
-----遲到的反思地處文化邊城青島，信息、資料有限，只知王彬彬一篇《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引起一場熱鬧的論爭，卻不知就里。直到前不久收到人大復印資料，才得以拜讀全文。讀后，我久久地陷于深思之中。王彬彬挑起的這場爭論可能已經(jīng)平息，但王彬彬憑他“正義”的激情，說出或表達了一代青年文人的義憤，卻觸發(fā)了我對當代中國文人“心路歷程”和中國現(xiàn)實社會道德與人文價值重建問題的反思。這的確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遠遠超出圍繞王彬彬的這場論爭本身。但要將這些問題揆理清爽，卻必須心平氣順不動肝火，將個人是非置于度外。這似乎只有旁觀者方可作到；這似乎只有將爭論氣氛淡化才能作到。正因如此，筆者不自量力，在此圍繞“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問題將自己多年來思索的一些觀點陳述出來，作一“遲到”的反思。所謂“遲到”，不僅僅指對王彬彬的這篇文章，而更指文中所涉及的原本是一些早該廓清的問題。因此，行文中難免涉及的蕭乾和王彬彬，并非針對他們個人文章是非的評價，而大都是作為“共名”運用并借以闡述或販賣本人觀點的，因為本文的題旨是對道德和歷史的反思并非是參加什么論爭。 上篇：歷史的誤讀
蕭乾先生關于呂熒事件的評述，涉及他對有關說真話的道德認識，而王彬彬批評否定了他的這種認識。但倆人在問題“真”、“假”本身上并沒有分歧。他們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標準評價那場事件的。蕭乾是從他個人經(jīng)歷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標準結論，而王彬彬的批評則產(chǎn)生于他由此而對當代中國歷史或更準確地說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誤讀，即認為中國“聰明”的知識分子或其中的蕭乾們應當為“前改革”年代悲劇承擔道德責任。產(chǎn)生這種誤讀的不僅是王彬彬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個“后”““文革””時代人。他們的“審父”情結難以解脫的痛苦，正源自他們父輩缺少“自審”意識的麻木。從這個意義上，我的確很理解王彬彬們。但批評他的父輩們過于聰明過于世故過于圓滑卻是批評錯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輩們當年可能比他們今天更單純、更幼稚、更“崇高”。這正是中國當代文人心路歷程悲劇之淵藪。要認識這一悲劇淵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歷史的批評而不是簡單的道德指責。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于“五四”之后。以傳播西方現(xiàn)代文明包括馬克思主義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作為民族解放的前軀，他們塑造出了以魯迅、聞